许久没有写动笔，放假赶着念完了Linear Algebra才来写上几句。上一篇里说因为读完了《倦怠社会》所以联想到了许多曾经未曾注意的点点滴滴，现在也记不大请了，空留遗憾。这本书并不长，两三小时足以读完，但深入浅出，引起我很多相关的想法与思绪。
TL;DR: 现代社会是功绩社会，其肯定性的暴力（积极性）有许多弊端。最重要的体现在于自我被迫接受他者，从而导致自我的瓦解（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说，超我成为理想化的自我，而因为自我永远无法抵达理想的自身，因此它永远无法胜利，或者在胜利的那时走向自我毁灭）。其他影响有：注意力解体、对健康的过度重视（对死亡的漠视）、失去无能的能力、以自由名义进行的自我剥削等等。
21世纪是一个强调全球化和开放性的世纪，“hybridity” 依旧是文化的潮流，而这种在政治正确包裹下的开放性甚至可以称为“被迫积极”。韩炳哲的观点正是如此，一个杂糅性主导的社会从不抵御他者，永远接纳他者，而这种不论是非的积极性走向了极端——“暴力不仅源于否定性，也源于肯定性；不仅来自他者，还来自同类”。因此，韩炳哲称现代社会为功绩社会。
从科技角度看来，过度的积极性也体现在信息过剩、刺激信号泛滥（社交媒体）等方面。这种频发的积极信号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个体的注意力结构以及运作方式。从方可成老师的文章可以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且社会的运作方式也要求注意力的解体。这种新型社会要求反过来使个体培养新的习惯，比如 multitasking。然而这并不代表文明的进步，因为只有在野外的动物需要保持多线程专注用以生存，而在没有生存隐患的今天，回归动物性的 multitasking 其实是理智和能力的倒退。
积极性也在于对死亡的漠视。单纯地否认只会导致个体无法衡量生命的价值——没有死亡的对比，如何能知道活着的意义？尼采早已预言，在上帝死后，健康便将成为一个新的上帝。如果人类的视域能够超越纯粹的生命界限，那么健康的价值也就不会如此绝对化。而失去从生到死的赤裸裸的对比，个体对“存在”也失去了感知能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冥想逐渐热门）。
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中写道：“无限蔓生的健康便成了疾病。它的解药是认清自己的病症，同时意识到生命自身的局限。这种拥有治愈功能的疾病便是美。它能够使生命停歇，从而阻止其衰退。如果人们为了生命的缘故而否认疾病，那么这种遗世独立的生命，盲目地摆脱了其他一切因素，也将因此转向毁灭和罪恶，走向无耻和自鸣得意。如果有人憎恶毁灭，那么他必须同时厌恶生命，因为只有死亡才等于永不衰退的生命。”
阅读时，最为感慨的是关于“无能”与“有能”的讨论。能力的两种形式为积极（去做某事）和消极（不去做某事，并非没有能力做某事）的。功绩社会的积极性剥夺了消极的可能，它迫使人进行连续地积极行为，而这并不是“有能”体现，相反，这种状态的个体是“无能”的，因为他无法“不去做某事”。而如果想要成为”有能“的人，那么要有选择”有为“的能力，也要有选择“无为”的能力。这一段与几个月前宝婷的播客不可理论中的一集主题相同（她的播客我一直很喜欢）。虽然在写下这段话时的我表面上理解了含义，但实践中往往屡次受挫——我还是颇为”无能“。比如在洗澡时是否要听背景音（播客/视频 etc）这件事就成了决策点之一，因为太过习惯背景里存在着人声，以至于有时不作他想就回绝了在沉默中洗澡的可能。而这是我所理解的最微小的“有能与无能”。
功绩社会中的主体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实施自我剥削这一论点实际上在 [Erich Fromm 的《逃避自由》这本书中也早有讨论。韩炳哲对自我剥削的描述为：
压抑型的超我被功绩社会包装成积极的自我，因此当功绩社会主体想要通过理想的自我形象构造自身时，真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被跨越——在理想自我面前，真实的自我是一个失败者，他被淹没在自怨自艾中。自我同自身发动战争。
他所形容的超我与 Erich Fromm 所描述的内在权威相似，用良知和他人的期待来剥削自我。这种焦虑型的努力，在《逃避自由》中所说，实际上只是为了躲避自己的不知所措与渺小感，是失去原始纽带的个体获得积极自由后的必经之路。
你们所有热爱苦工的人，你们热爱快速、新颖和陌生之物。你们无法承受自身，你们的辛劳是一种逃避，是意图忘却自我。如果你们更加相信人生，你们便不会拜倒在瞬间面前。然而你们的内在缺少足够充实的内容去等待——甚至也不能偷懒。